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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修筑沈阳城  

2010-04-13 08:23:32|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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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44年顺治皇帝住进北京紫禁城起,盛京虽不再是大清国都,但“陪都”地位的取得,不仅使其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和管理体制,而且其城市建设也获得比本地区其他城市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待康熙中叶国内形势基本稳定后,又重新迈开了发展步伐,至清代中期,城市面貌已远胜于皇太极时期,使陪都城从外观到实际地位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关东第一重镇”。

 

                                                                 外圆内方“八卦城” 

 

清政府入关后不久,随着全国的形势逐渐趋于稳定,很多原来跟随皇帝进军中原的满族八旗人口奉命回到山海关外,一些汉族百姓也看好这里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从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以各种形式迁移过来,到盛京地区务农或务工经商,沈阳城周围的人口逐渐多了起来。当朝的皇帝们也出于抵御沙俄入侵和经营“根本重地”需要,开始注意到对盛京地区的建设。

康熙十九年(1680),经过曾于几年前回到沈阳祭祀祖陵的康熙皇帝同意,对故都盛京重加修缮和扩建,除对旧有城墙城门等设施进行维修外,又作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即在盛京原有砖城外围,再增加一道平面形状近于圆形的土筑围墙,称为“关墙”,以适应人口增加、城区拓展的需要。据文献记载,其周长为32里48步,墙高7尺5寸,全部以土夯筑,在外墙圆周上与原方形砖城8个城门直线相对处,各留一座门,俗称为“边门”,或“关门”,并按城门的俗称命名,如在抚近(大东)门外者称“大东边门”,内治(小东)门外者称“小东边门”,余者类推。各边门内与对应城门外之间的关厢区域,则分别称“抚近(大东)关”、“内治(小东)关”等。

    康熙时沈阳城边墙和边门的修筑,对沈阳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一是提高了盛京城城垣建筑的规格。按照中国古代以城池建筑的传统,比较完备的形式应该为“内城外郭”,即有内外两层城墙,借以按等级制度和使用功能,将城市的管理区域、商贸区域和居住区域等进行更充分、合理的划分。这种原则虽然是建立在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建设体系基础上,但历经千年之久的岁月,已发展成为各朝代建城普遍遵循的理念,以至于人们习惯把是否有外城(郭)视为城市大小和地位高低的判断标准之一。盛京“内城外郭”制的形成,也与是其城市地位和发展前景有着重要关系的。

    二是加强了沈阳城的防御功能,尽管高7尺5寸的土墙只能起到很有限的对外防御作用,但毕竟在原来的城墙之外增加了一道屏障,虽然难以有效抵御敌人千军万马的大规模进攻,但平时想要进出沈阳城的人,必须通过边门,经过那里守门士兵的盘查,无疑会对加强城市的治安产生有利的影响。

    三是扩大了沈阳城市区域的面积。按照中国古代以城墙内为城市的观念,原来沈阳城市只限于方城砖墙以内的空间,新筑的边墙则使城市的范围向外扩展了约6倍,也把沈阳城分为由砖墙里的内城和边墙里的外城(关厢)两部分组成的城市,为它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在修筑边墙以前,关厢地区除了一些庙宇外,不会有很多的人居住,因为当时盛京城内常住人口还很少,不会有居民愿意在晚间被关在高大的城墙之外,忍受冷清和黑暗并面临野兽或强盗的威胁。而增设边墙以后则不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渐趋繁荣,一些后迁入居民在城内空间越来越拥挤,并限制非八旗人口进入的情况下,可以在关厢安家或设立他们的店铺,便于沈阳的城区向外延伸。从清朝末年的沈阳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厢地区已经有上百条胡同,而且有一些地方很明显地标有八旗某牛录官厅的字样,即可知道确实有成佐领建置的八旗人口集中住在那里,还有很多茶馆、饭店等买卖铺户也设在其间。一些如副都统、各部侍郎等高级官员的公馆(当时称作“府”)也设在这一区域,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从北京来此就任,在当地并无家宅,所以便住在公家为他们特建的“府”里。清末时更有一些学校、教堂甚至奉天省谘议局这样重要的办公机构都设在关厢区域,足见“外城”对于沈阳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沈阳城增加边墙内的关厢区域,也使城市的规划变得更富有趣味,用一些喜谈风水八卦者的话说,是更有“深意”。不仅从此后沈阳城有了“八门八关”之称,边墙和砖墙构成的“外圆内方”形状组合,还使人们产生了很多联想,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视这种设计的用意为“郭圆象天、城方象地”,把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运用到城市的设计之中,还有人很通俗地把内外城墙的组合视为参照中国古代流通千年的方孔圆钱的形状,以此寓示沈阳城是一处招财进宝的福地。最富于想象力的当然还要属清末民初在沈阳广泛流行的关于清代修建这座城市“深远含义”的说法,非常巧妙地将城垣建筑的有关数字与中国古代的阴阳八卦等体系联系到一起,其影响较大者,见于光绪四年(1878)缪东霖所著《陪京杂述》:

         沈城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为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郭圆象天,城方象地,值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敌楼角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

民国年间出版的((东三省古迹轶闻》所载略有不同:

        陪都城按周易八卦之势而建。清之太庙,适居省城之中,谓之太极。太庙之前为十面,其后有罗儿大天,是二者为太极中之阴阳二鱼眼也。太极生两仪(钟、鼓二楼),两仪生四象(四塔),四象生八卦(八门),八八生六十四卦(楼橹),六十四卦生七十二地煞(泡子)。此为故老所乐道,并言其风水之胜者也。

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但其中所言城池建筑及文物都确有实物,颇为谈及沈阳城者所津津乐道。

 

                                                                 水栅和“鬼门”

 

关于沈阳城边墙的修筑,还有两件事值得提及。因城东南部有“万泉河”  (或称“小沈水”)流过,为不阻断河水,且增加城市区域水源,筑圆形边墙时特在东南角处开了两处水栅,各十余丈宽,河水自东侧水栅流入,再从南侧水栅流出归入河中,也成为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范例。另一件事则颇另人费解,就是连通边门与城门的八条大路中,有七条都是径直相对,从城门即可望见边门,唯有怀远(大西)门与大西边门之间的大路是自东往西逐渐向南倾斜,以至于内外城门错位不能直接相对。这种情况并非本区段自然条件造成的,却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原来,怀远门外是沈阳城处决犯人的刑场,不远处又是埋葬无主尸体的墓地,所以旧时沈阳百姓称大西门为“鬼门”。在民间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人死后是去往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以称人去世为“归西”“乘鹤西去”,以至于在办丧事时还有一个仪节,就是病人咽气后,要有家人到外面边哭边喊“某某(对死者的称谓)朝西方大路走”。这样一些观念和沈阳城西门外的具体情况的结合,就使人们觉得在怀远门外修一条笔直的向西大路是不“吉利”的,因此这条路便有意向南偏斜,避免形成直通城内的“西方大路”,这也成为传统观念影响城市道路规划的典型事例。

 

                                                                          洋人的记述  

 

关于清代盛京城池的面貌,中国一些书籍中虽有记载,但往往过于简略或多置赞颂虚辞,另有如上文所引那样,去探究其中所蕴涵的符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的“深意”,使人难以获得完整而清晰准确的印象,尤其是在旧城墙、城门和同期建筑几乎被拆除殆尽以后,想了解这座城市当年基本面貌,只靠这些记载很难令人满意。在此,想引用两位外国人的描述,或许显得生动得多,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客观、具体地认识当年盛京城城池建筑的大体风貌。

    第一位外国人是日本的曾根俊虎(1847—1910),号啸云,出生于日本米泽藩的文人家庭。从1873年起多次来中国,到过数十个城市,以漫游为名收集情报,其中1875年(清光绪元年)任海军中尉时曾在盛京住过几日。在他回国所著《北中国纪行》一书中,对盛京城有如下的描述:

        盛京是辽东一大都府,就是所谓的奉天府,外国人都呼之为“穆克敦”。……就平地而建城,周长十里,城墙高十米左右,中间厚度七米余。四方各有二门,高各十五六米,厚近二十米,有两个入口。城墙四角有望远楼,高十二三米,城内也有鼓楼和钟楼,高各十三米左右。大路通往各门。……道路宽阔而清洁,房屋亦呈殷富之色。城中央有行宫,称“金銮殿”,有将军衙门及户部、工部、礼部、兵部、刑部诸局,有文庙、龙王庙、关庙、城隍庙,有府尹衙门,有沈阳书院,有旗兵四千五百人,分属将军衙门及各部衙门。……城墙上禁止人步行,城门外东西南北四面八九百米之间,周围又有土墙围之,土墙高七尺许,中间厚度四尺余。城郭南北广,东西稍窄。四方有田地,多种植瓜果、山药等。

    书中还绘有盛京城内略图和内外郭图,可以使人们对上述文字有更加具体的了解。

    另一位外国人是苏格兰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1936),英文名Dugald Christie,汉文名司督阁。他于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毕业后,1882年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派遣来到沈阳,先后在小河沿创办盛京施医院、盛京医学院等,1922年才返回祖国。

    比起曾根俊虎来,曾目睹这里数十年变迁的司督阁对盛京情况要熟悉得多,他在1913年所著的《奉天三十年》一书中,对城市的面貌是这样描述的:

        奉天坐落在平原上,城东和城南六到八英里外就是低矮的丘陵。从遥远的东部山区奔腾而来的浑河,在奉天和丘陵之间的平原上穿过,距离市区只有几英里。古老的奉天城面积并不大,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所修建的厚重并带有垛口的城墙,最高处可达40英尺,最宽处可达30英尺,城墙所环绕的面积不超过一平方英里,除城中有鼓楼和钟楼外,在城墙的四角上,在八个城门上,都建有塔楼,因不太稳固,大部分塔楼都被拆除了。减少了城市古香古色的味道。但是,灰色的古老城墙仍然挺立在那里,向人们倾诉着昔日古城的坚固与完美。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安装在幽深拱形门洞里,装饰着粗糙铁制门钉的巨大城门仍然要笨拙地按时关闭,使人们在夜间不得随意出入。

城门和城门之间由宽阔的道路相连,道路与道路之间由交错的胡同沟通,皇宫建筑群坐落在奉天城中央,……城内建有各级衙门,官员住宅、民居、钱庄、当铺和大商人的公馆,以及许多商店,但是,除了与城内政治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们之外,很少有人愿意住在城内。……在古老的城墙外一英里,或更远一些,筑有一道土墙,周长约十英里。城墙和土墙之间是人口稠密的郊区。据估计奉天大约有二十万人口,它是满洲政治、文化、教育和商业中心。

事实上,司督阁记述盛京城的文字要比这多得多,但以上这些已足以使人们对这座城市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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