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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改建的沈阳城为什么没有满族特色  

2009-10-30 15:40:13|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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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舍弃了当时东北最牛的城市辽阳,连刚刚建成的新宫殿都不要了,毅然迁都当时不及辽阳一半大的沈阳,这才有了后来的“大城市”沈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个大规模改建了的沈阳城却和以往女真人建造的城池截然不同,一点儿满族味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经过对史料的分析发现,决定迁都的是努尔哈赤,但改建这座城市的却是他的继承人、对汉文化极尽“拿来主义”的皇太极。

 

                    改建新都参造了中国王朝都城必备要素

 

 迁都沈阳之后,从史书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有关大规模地建设这座新都城的内容。次年八月(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离开了人世。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史书中记载的几件大事是:天命十一年(1626)初,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大败而归;三月,他又率军去进攻蒙古的几个部落并取得了胜利;五月起,他因背部长了痈疮,前往本溪温泉治疗;八月初,因病情恶化急返沈阳,在距城还有40里的时候,便在浑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庄——叆鸡堡去世。这几件事,显然与都城的建设没有直接关系。

真正把沈阳建成大金汗国都城的,是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

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入继汗王位之位,巩固对辽东地区的占领和保持与明朝的平衡关系自然是首要任务,而巩固和加强自己在女真贵族中的权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尚无过多精力去考虑都城建设。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当这位新汗王在处理对内对外事务愈来愈感到得心应手的时候,他开始想到把自己居住的城市改造得更适合于国都的地位和功能。

文献记载中,明朝沈阳城内的规划是以四座城门间相通的十字街划分为四个区域,而将重点放在南侧。据《全辽志》所记,明朝后期的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之前,城内官署有:沈阳中卫治所、经历司、镇抚司、察院行台、沈阳游击府、钱帛库、养济院等,都建在城内的东南或西南位置。在南城门(保安门)外,还多建了一座“关城”,称为南关,相当于外城的功能,建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周长679丈,内驻军兵,并有为传递公文、政令者提供粮食、马匹等的“在城驿”设于其中,应是作为主城附属防御设施而建。这种布局,显然只适合于辽阳城北部屏障的中等级别军事防御性质城市,与统辖东北全境的后金汗国都城形象很难相符。

于是,皇太极在一些汉族儒生官员劝说下,参照他所能了解的中国王朝京城应具有的要素,并根据当时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开始从外到内大规模地改建这座城市。

 

                 现在沈阳城“八门”是咋来的

 

进入辽沈地区前,女真人在山区虽然也建造和居住过许多城,但包括他们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在内,都是依地势而建的山城,从存留的遗迹可以知道,这些山城的城门和城墙并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而是随山势和使用需要自然修建。比如城的一面如果是悬崖陡壁,那个方向就可以不筑城墙或只设很简单的防守设施,而开设城门的位置则应是在平时便于出入、战时便于防御的较低矮平缓之处。再比如一般山城都是建在本区域地势较高的地方,站在城头就可以俯视四周,因此不需要在城墙上建造很高的城楼等。而这些昔日行之有效的建城方法和原则,在沈阳这种平原地区大多失去了意义,需要更多考虑的,是城墙整体防御功能以及各方向的平衡、美观、方便的效果。在以前的山城内,各区域的划分直接受地势条件的制约,地势高而相对平坦的地方是供城内首领建造住宅之处,院落大小和房屋朝向都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因此现在能见到的所有女真山城,几乎没有一座是比较规则的方形或圆形平面内划分成整齐对称的区域,然后再按一定原则去规划其用途。而平原地区方方正正的沈阳城内部区域,则应该是另一种不同方式的规划方法。这当然必须借鉴中原汉族制度原则。

无论是《周礼》中的营国制度还是汉、唐、元、明历代王朝的京城,都是以城门相对较多而且个方向对称为基本特征的。这一点大概皇太极和他的那些汉人文臣们也是知道的。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在辽阳所建的东京城,虽然是在高低不平、方圆不整的山坡上,却也修筑了八座城门,并分别命名为抚近、怀远、内治、外攘、天佑、地载、德盛、福胜。这次皇太极对沈阳城的改造,首先就是从增拓城门着手。明初所修沈阳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和其他大多数城池一样,每座门都是修在那一侧城墙正中的位置。

这次改建沈阳城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改为每面各两座城门,即将原来城门处改为城墙,再于其两侧位于城墙长度三分之一的地方各新开一座城门。由于这次改建并没有扩大城的面积,各面城墙的长度也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加宽加高,所以增辟城门可以结合在维修改造城墙的工程中一并进行,并非特别浩大的工程。何况这些还是在几年内陆续分期完成的。

整个改建工程大约从天聪五年(1631)开始,到天聪八年(1634)基本结束。这时的沈阳已经是在原来位置上建起的另一番面貌的新城了。

从外观看,各方向城墙都比原来增高了1丈,即从原来的2丈5尺增加到3丈5尺,厚度也相应增加为1丈8尺,而且内外表面都用砖石砌筑,不仅比以前结实高大,而且更加整齐壮观。新筑城墙周长9里332步,比明旧城长出302步,应是在明城基础上加宽城墙所致。四面共设防御用的垛口651个。城墙外护城河原为两道,各宽3丈,改修后合而为一加宽至14丈5尺,周长10里204步。城的四面各有两座城门和高大的门楼,各城门外还修有半圆形的瓮城,正面封闭,两侧各开一拱形门,它的功能一方面是保护城门使之不直接受到攻击,另一方面是其突出城墙外部部分,便于守军从侧面以弓箭和炮火打击攻城的敌人。各段城墙中部所设的“马面”(俗称“城台”)也具有类似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有一座建于城墙上的角楼,每座都是3层高,连同8座城门楼,共是12座高耸的城楼整齐地排列在城墙的各个方向,无论从城内城外望去都显得庄严美丽。八座城门仍沿用努尔哈赤为辽阳东京城确定的旧名称,即南、北偏东的城门分别为德盛(俗称大南门)、福胜(大北门);偏西为天佑(小南门)、地载(小北门);东、西偏南为抚近(大东门)、怀远(大西门);偏北为内治(小东门)、外攘(小西门)。这些名称分别用砖石雕刻成满文和汉文的门额,镶嵌在各城门内外和瓮城券洞上方。

 

                  皇太极改建沈阳城有讲究

 

重建后沈阳城内面积虽然没有增加,但规制已截然不同。由于城门有每面一座改为两座连通南北(或东西),对应两门之间的主要街道从“十”字交叉变成“井”字交叉,城内区域划分也从“田字格”变成“九宫格”。正中区域为皇宫所在地,周围八个区域按照满族人的八旗组织,以八座城门为中心,每旗各据其一。

按照中国古代城池风水理论的原则,每座城相对的两门之间,应该有建筑物遮挡,否则就会“漏”或“穿”,即不能留住财富和确保平安。改建后的沈阳城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巧妙:于福胜门内大街和内治门内大街相交的路口中心建钟楼,于地载门内大街与外攘门内大街相交路口中央建鼓楼,这样,既使得除抚近、怀远门之外的六座城门之间得到遮掩,又为城内增添了景观,还可用于传令报时。至于抚近、怀远两座相对城门之间,因中段经过皇宫前,则通过宫殿大清门前左、右两座装有板门的牌坊形成遮挡,也是既美化了皇宫前庭,又起到了风水功能。

除此之外,改建后的新都城还有两项很值得称道的设计。一是将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衙署分别排列在两座南门内的街道旁,并将稍晚建立的都察院、理藩院衙署排列在皇宫前东西向大街路南,而钟楼、鼓楼之间的城内北侧东西向大街,则规划为商业街,很自然地形成了“前朝后市”的城市中心部位功能格局。另一项是为了解决雨季排水需要,在城内四面靠近城墙里侧的地面,各设计了18个泄水坑,以沙子、河石填平,平时可正常走路行车,雨季积水可通过坑内排到城墙外的护城河中,旧时沈阳人称之为“七十二泡”,并传说这是建城时一位名叫邓公池的汉族官员设计的。

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的这次改建,使沈阳城由外到内都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具中国传统都城特点的城市,当然也是最整齐美观的,用清乾隆《盛京通志》中的形容就是“八门正戴,方隅截然”,“京阙之规模大备”。同时,这里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城市面貌和地位首次超过了以前一千多年中一直是辽宁地区中心城市的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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