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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帝王的"贴身保镖"(下)  

2009-11-16 07:08:47|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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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时期初建起了侍卫制度,而随着清王朝皇权的不断集中、巩固和发展,作为帝王近臣的侍卫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越来越详尽的侍卫制度建立起来,侍卫也被细致划分等级、规定名额。皇帝侍卫的待遇很高,地位也非常尊贵。

那么,清朝侍卫群体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他们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和权力?他们在国家机器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皇太极的仪仗队

 

    皇太极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强了皇宫的警卫,而随侍皇帝的仪仗“大驾卤簿”,亦由宫中侍卫执掌。

在皇太极获元代传国玉玺,改元祟德,建立大清国,并尊为“宽温仁圣皇帝”的庆典中,四月十一、十二、十三日,皇太极在侍卫及众贝勒大臣、满蒙汉文武官员簇拥下,先后在盛京城附近的天坛、太庙和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典礼活动。当时随侍御驾的“大驾卤簿”已有相当规模。如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率群臣出盛京德胜门诣天坛祭告天地毕,又在坛东另一坛行受尊号礼。是时,所设的“大驾卤簿”计有:“玉玺四颗、黄伞五柄、团扇二柄、纛十杆、旗十杆、大刀三对、戟三对、立瓜一对、卧瓜一对、星一对、仪仗三对、马十匹、金交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盒、金瓶、乐器全设。”时隔几日,内院官又奉旨正式议定御前仪仗之数,其所用仪仗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各项执事人役“共用二百七十人”(《清太宗实录》)。虽然与清入关后的仪仗形式相差甚远,但在其时战争环境和国家建立初期,能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已属不易。皇太极自己也下谕说:“仪仗止美观瞻,非于国有益、于兵有用也”。因此,他并不提倡铺张豪华。清入关后,这部分执事,改由銮仪卫执掌。

举足轻重的内大臣

    努尔哈赤开国时期,宫中未设专门机构来统辖众侍卫。他们奉调入宫当差,随侍汗王,以一位大臣统之。遇随军出征或升任外调,则仍要归属原隶旗籍、牛录之下。皇太极继位之后,宫中侍卫制有了发展,逐渐形成一支稳定独立的侍卫队伍。至天聪、崇德年间,宫中出现了专门统领和管理侍卫的官员,这就是太宗时期出现的“内大臣”。

    后金天聪三年(1629)冬,皇太极亲统八旗劲旅攻至明朝京师附近。在他和众贝勒率兵往掠京东蓟州时,与前来救援的明军驻防山海关的步兵五千人遭遇,双方随即列阵拼杀,战斗中,进攻明军西面的右翼正红、镶红旗护军因战势太猛而规避退缩,使正向前推进的战线出现缺口。在这个危急时刻,总兵扬古利“率御前内大臣、侍卫等,及正黄旗护军,攻入退避之处”,迅速扭转了战局,全歼明军。

    崇德改元后,随着朝廷官制逐步建立,内大臣一职已基本确立,并多半来自于满蒙王公勋臣和宗室贵戚子弟。内大臣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宫中侍卫,随时应差御前。在崇德五年(1640)四月,皇太极遵满洲旧制树索罗杆(神杆)祭祀。为此,他“命内大臣往召董鄂固伦公主、占河和硕公主、额尔克戴青母和硕公主、额驸古尔布什所尚和硕公主等”,入宫后,为她们设宴。崇德六年(1641)十月,皇太极心爱的宸妃病逝后,皇太极悲痛不已,特追封她为敏惠恭和元妃。二十七日,宸妃之母科尔沁和硕贤妃赶来吊丧,皇太极乃“命内大臣、侍卫等,扶掖肩舆,至殡所”。然后,他又率内大臣及内外诸王贝勒等举行隆重的追谥封号及祭奠仪式。又如,崇德七年(1642)八月,皇太极行猎回銮入城时,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内弘文院学士王文奎、工部副理事官蔡永年三人,因酒醉乘马冲突,不避御前仪仗,为随驾的内大臣、侍卫执获。按典制规定“近仪仗百步者绞、入仪仗内者斩”,三人皆应处死。但是,皇太极考虑到他们系内院近侍之人,素知典礼,今偶然犯错误并认罪态度极诚,于是命申饬后免罪宽释,一件大事就此轻轻揭过。

由于当时正处于明清双方激烈交战时期,内大臣除近御皇帝之外,遇有重要战事也往往由内大臣统兵出征。崇德五年(1640)夏天,皇太极率侍卫亲兵等驰往明清争夺的锦州地区视察战情。他率军攻克城外9处台堡后,“复合内大臣、侍卫等,诱锦州敌兵,击斩之”。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命内大臣图尔格与多罗贝勒阿巴泰统领清军远征明朝关内之地。出兵之日,他亲自远送至郊外。这次“入口”之战,清军获全胜,其胜利对明朝造成了极大打击。

 

                  宫中侍卫的“高贵血统”

 

    在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期,宫中侍卫来源基本因袭太祖朝所定。皇太极自己曾说过:“朕侍卫四十员,乃太祖在时免役者。或叔伯兄弟之子,或蒙古贝子之子,或官员之子,或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强调“非应役之人”是因为侍卫有免差徭特权,如以应役之人充任,则增免役人数。在当时国家兵源紧张的情况下,以免役者充任侍卫,可减免役人数,也可起到表率作用,减轻国家负担。

    在皇太极的侍卫中,功臣勋旧子弟较著名的有:额亦都的第六子遏必隆(天聪八年,赐袭父一等子爵,授侍卫),巴哈(伟齐第四子,天聪年间授一等侍卫),穆里玛(天聪九年授一等侍卫,后晋封一等男爵)。宗室贵戚子弟有:宗室塔瞻、巩阿岱、锡翰(太宗朝授内大臣)、宗室济马护、噶布喇、额克亲、德马护、喇世塔(太宗朝任侍卫),以及赖塔(和硕额驸康古礼第四子,14岁授三等侍卫,崇德七年授前锋侍卫)等。

    此外,蒙古王公中子弟为太宗侍卫者也有一定数量,皇太极继位后,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更加重视联盟各部蒙古势力。为增加对蒙古上层势力的控制,封授了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子弟入宫为侍卫或内大臣。如崇德年间任内大臣的有扎鲁特部的俄齐尔桑、察哈尔部的塔什垓库鲁克、科尔沁部的阿鲁哈等。对于这些人,皇太极厚加恩宠,偶有失误者常常不记其过错。如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之子、额驸多尔泽,天聪年间因酒醉,犯有“御前露刃者二次”等罪状,皇太极并未深究,均予宽免,后仍授其内大臣之职。

    对于人品出众、武艺超群的蒙古勇士,皇太极也往往予以重用,授子侍卫之职。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与蒙古王公在三洼会盟时,三位蒙古力士——门都、特木德赫、杜尔麻表现出色,皇太极甚为高兴,亲自赏赐他们三位,予以封号和实物,并授其中最勇者门都为近御侍卫。天聪八年(1634)正月,皇太极召满洲、蒙古诸贝勒入宫看戏、筵宴。宴毕,以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属人巴珠泰“在汗与贝勒前巧于嬉戏,言谈得体”,命赏缎布等物,赐“都喇儿达尔汉侍卫名号”,并令巴珠泰可随意往来国中众贝勒家中(《满文老档·太宗》)。

皇太极即位后,为了提高自己地位,将自己掌握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分别为左、右翼之首,也成为后来形成上三旗的渊源。除了宗室,勋旧、蒙古王公的子弟任侍卫外,其余侍卫来自皇太极亲自掌握的两黄旗。例如:开国著名将领希尔根侍卫,即来自满洲正黄旗。

 

               皇帝侍卫的精确定额

 

    努尔哈赤时期,侍卫人数没有固定额数,为随时酌情挑补。皇太极继位后,崇德年间确定了皇帝和各旗旗主侍卫、护卫的人数。皇太极提出:“向来各旗挑选护卫之数,或多或少未有定制,……故朕酌定额数,令每一牛录下派执事四人,每一旗下选护卫二十员”(《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由此,将各旗旗主侍从限定为20人。因皇太极自将正黄、镶黄二旗,他的侍卫数目是40人,也就是上文中皇太极自己提到的数目。在侍卫定额问题上,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崇德二年(1637)六、七月,清军远征朝鲜和明军守备的皮岛。清军返回盛京后,皇太极以大贝勒代善出军时违背定制,于20员护卫之外多选12员随军等事,命法司审议定罪。据代善向户部官所云:他是因上(皇太极)每旗选用侍卫超出20员,自己才有此举的。

代善是皇太极继位初期的四大贝勒之一,掌握较强的军政实权。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代善的势力逐渐被削弱,但在这个时期仍有较强的实力相抗衡。因此,在他提出皇太极的侍卫超员时,皇太极立即予以反驳,又命左右侍卫40员侧立身后,令户部参政恩克等按档册点检,以证明代善所言之谬误。这一史实反映了当时皇权尚未完全集中,以旗主为代表的“王权”仍拥有较强势力。因而出现了旗主与皇帝计较侍卫多少之事。

 

                      陪在皇帝身边时时心惊肉跳

 

    女真(满)族自古以来是以骑射著称的民族,设围狩猎是其主要生活方式之一。昔日,女真人以撒围合猎为生。太祖、太宗兴兵开国时期,在战争空暇之余,仍循此习俗带众贝勒大臣和侍卫等外出围猎,在行围狩猎中,由于一些突发事件,也往往造成险情。如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皇太极率诸贝勒、每牛录护军3名,狩猎于积墩地方。当众人捕猎狍鹿时,大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竟发箭误中御衣,险伤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皇太极率诸王贝勒大臣在叶赫地方狩猎时随侍的超品公塔禅、甲喇章京阿尔萨兰在射兽时,竟朝皇太极射箭。这些事往往令侍卫惊恐不已,惟恐出现一些不测之事。

    天聪六年(1632)十月,皇太极又一次率领诸贝勒大臣到哈达地方行猎。初六,狩猎队伍于费德里山行围。在行进中,皇太极不知不觉驰马独前。侍卫詹土谢图见状急忙拍马快速奔前,在皇太极前面二十步距离而行,以防不测。正行进间,忽然从草中跃出一只老虎,詹土谢图手持射狍鹿之箭,事起突然来不及更换,便用力迎面射出。猛虎虽中创,仍前扑而上,将詹土谢图咬下马来。皇太极见詹土谢图已与虎滚作一团,无法张弓再射,便驱马大呼直前。虎闻声放开詹土谢图,朝皇太极冲来。这时,随后而至的众侍卫趁机上前,将虎杀死。皇太极与詹土谢图才化险为夷。

 

                    侍卫的森严等级和尊贵地位

 

皇太极改元崇德后,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完善,皇帝与诸王贝勒的侍卫有了明显区别。在当时的文件中明确区分:“汗之一、二、三等侍卫”和“诸王之一、二、三等侍卫”等。同时,皇帝侍卫的等级高于诸王贝勒侍卫的等级,即“汗之二等侍卫”与“诸王贝勒一等侍卫”享受同样待遇,而“汗之三等侍卫”则与“诸王贝勒二等侍卫”待遇相同。在清入关后,在名称上进一步做了修订。诸王贝勒的侍从武官改称“护卫”。在康熙、乾隆时期重修太祖、太宗朝实录时,将入关前诸王贝勒之“虾”,改写为“护卫”。此后,侍卫完全成为皇帝的武装侍从官员的专用名称,并沿用至清末。

在皇太极崇德初年,随着官制的改革和充实,侍卫已有等级区别,分为一、二、三等侍卫。侍卫的品级待遇,从当时订立的“职官仪卫制”中可以看出。“崇德初年(定职官仪卫)……定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前锋参领、县君额驸、学士、满启心郎、郎中,旗四,后从四人;二等侍卫、护卫、佐领、汉启心郎、员外郎,旗二,后从二人;三等侍卫、护卫、护军校、主事以下官员,止用后从一人”(《清史稿·舆服》)。旗与后从之人是职官的仪仗,根据等级数目不同。官名虽然用后来的称呼,但等级无误。又如在《清太宗实录》中关于“优免人丁”制度的记载上,也可证明这一点:“崇德三年八月丁丑,定优免人丁例:无世职固山额真、承政,准免十丁;梅勒章京、内大臣、参政,准免八丁;甲喇章京、一等侍卫、理事官,准免五丁;牛录章京、二等侍卫、副理事官,准免四丁;三等侍卫,准免三丁;多罗贝勒三等侍卫,准免二丁。”

    由此可见,侍卫等级制度确立时,官职级别已很高。内大臣相当于梅勒章京(副都统),一等侍卫相当于甲喇章京(参领),二等侍卫相当于牛录章京(佐领),三等侍卫相当于护军校。

    由于侍卫是近御之臣,与皇帝关系密切,因而不但有较高的等级,也享有较高的待遇,在清开国时期就得到特殊的眷爱、优恤和奖赏。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汗(努尔哈赤)曰:“准近身侍卫及为首之大臣等称‘父贝勒’,为婿者称‘岳父贝勒’,国人称‘汗’。”并缮文公布,以定称父之人(原注:准近身侍卫及为首之大臣称父贝勒,乃为辨别其奖恤也)。侍卫与国中为首大臣地位相等,可以同称努尔哈赤为“父贝勒”,可见侍卫的尊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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